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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八百孤军”背后的巾帼女杰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1941年，父亲谢晋元被叛徒杀害。我的母亲凌维诚接过使命，为一群孤军战士做主、出头，倾其所能地帮助他们改善生活。

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节过后，母亲卖掉了地，带着我们4个小孩回到上海，住在永安公司后面一家小旅馆。有个记者知道后发了个消息：谢晋元夫人和四个小孩到了上海，住在新新旅社。第二天就有几位孤军战士来迎接我们，把我们接到吴淞路466号原日本人的房产。我们住二楼，约六七位孤军士兵住三楼，底楼空着。

为了我们几个孩子的求学，也为了孤军士兵的工作和生活，母亲又去了南京要求见委员长。宋美龄接见了我母亲。回到上海后，上海社会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，他们已知情，会照顾我们。之后他们动员孤军官兵去部队，到那里可以获得晋升。但是绝大部分孤军官兵都不愿意去打内战。后来又想了其他办法，都没成。她说：“团长（我父亲）牺牲了，作为团长夫人，我要负起照顾他们的责任。”

孤军官兵和我母亲商量，搞了个四行孤军工业服务社，牌子就挂在吴淞路466号底楼。买来了一些机器，生产孤军牌毛巾、袜子、肥皂等，帮助大家维持生计。这样过了大约一年，终因物价飞涨及其他因素，进行不下去了。

母亲与唐棣、李春林等连排长商量，将原孤军营空地、我父亲墓地周围管理起来，让躲避战火从苏北等地逃到上海的人搭些草棚、竹棚，每月向他们酌收少量租金，每月收上来的这些钱由我母亲分配，既维持我们家的开支，同时帮助孤军战士渡过难关。那时百名左右的孤军士兵，每个月有生活补贴，到时候他们来看我母亲，像领工资一样领津贴。以后我母亲又通过我父亲生前熟人关系，为孤军战士介绍工作，实在找不到工作，愿意回原籍的，母亲再拿出一笔钱给他们做路费和安家用。

上海解放以后，我母亲曾写信给陈毅市长，说了我们住进吴淞路466号的经过，以及胶州路谢晋元墓地周围空地准予出借收取少量费用的原因，最后要求市人民政府准予照前例办理。

陈毅市长对我母亲的信很重视。八百壮士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。1949年10月24日，按照陈毅市长的指示，市府发出秘四字第589号指令：“谢晋元参加抗日，为国捐躯，其遗属应致照顾，吴淞路466号房屋一幢及（谢晋元）墓地一段，悉仍拨归该遗族谢凌维诚居住使用，一般费用酌予减免。”

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指令，明确了住房和墓地一段的使用归属问题，更重要的是以正式文件肯定了我父亲“参加抗日，为国捐躯”，肯定了他为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历史贡献。

1953年以后，原孤军营官兵不少人都走了，但不管谁离开，我母亲都会给他们路费和安家费。如今他们的子女提到我母亲，也是一口称赞，说她视孤军官兵如亲人。我母亲说，很多抗战将士尸骨都找不到，我们家已经好很多。我母亲于1991年1月7日不幸病逝。此前她身体一直很好，后来由于患上糖尿病，最终导致并发症去世。

▲抗战胜利后凌维诚与八百壮士幸存者相聚上海（网络图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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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来源：“爱上北外滩·关于虹口的记忆”丛书《虹口源》，主编：李天纲、王启元，有删减。

作者：谢继民（口述），陆其国（整理）

讲述人：泳儿

编辑：葛敏敏